核心提示:现在的官员有很多怕,但最怕的可能是网络。是惹不起,还是心里虚?一旦被网络曝光,就一发不可收拾?
可怕的恐惧症状
什么是官员“网络恐惧症”?
对此,谁也说不出一个使大家认可的定义,但对网络监督的恐惧感,如今早已成为官场的一种常态,且现实的教训颇多。
嚣张型
“天价烟局长”周久耕
去年10月,周久耕被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。周的出事和“落马”,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网络的威力。先是关于房价的不当言论被网友猛批,接着是他所用的高档香烟和名表,被细心的网民发现并搬到网上。
好色型
烟草局长韩峰
2010年2月28日,广西烟草系统干部韩峰的日记在网上广为流传。网友“含仙子”在天涯社区发帖展示的“局长日记”,共计145篇,每篇一般几十字,记载韩峰与多名女下属、同事淫乱,收受贿赂等内容,被称为新“官场现形记”。警方称,最早的发帖地点在广东。
庸官型
“十不知局长”王瑞林
2010年3月14日,河南省新密市东兴煤业有限公司发生重大安全事故,造成25名矿工不幸遇难。次日中午,新华社记者在矿难现场,向新密市安监局局长王瑞林问了10多个关于矿难的问题,其中有10个他大都回答“不知道”。这个“一问十不知”的庸官在网上被猛批后,3月17日就被新密市委下令免职。
醉酒型
猥亵官员林嘉祥
2008年10月,有网友爆料,一位自称北京高官的中年男子在深圳市某酒楼猥亵一名11岁女孩子,帖子发布后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网友很快就指认出,这名男子是时任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林嘉祥。事发两天后,深圳海事局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,宣布林嘉祥已被停职。
被动型
“最年轻市长”周森锋
2009年6月21日,29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周森锋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,成为湖北省目前年龄最小的市长。“最年轻市长”的消息一出,顿时引发网络热议。周森锋的家庭背景、读书表现、穿衣戴帽、生活作风、工作成绩,被全面关注,年轻市长则以沉默应对“全民考核”。
网络舆论是心病
在这个用键盘发表情绪、用鼠标拉紧神经的网络年代,由于“瞬间万里”的传播,说不定谁一不小心就成了抢眼的新闻,甚至成为舆论“同仇敌忾、口诛笔伐”的对象。
比如“抓记者”、“官员别墅群”、“超豪华编制”、“替谁说话”、“豪车事件”、“非正常死亡”,以往都可“正常摆平”的“小事”,却能掀起撼动官帽的“惊涛大浪”,如此频发的案例足以让官员产生恐惧感,说不准哪一天自己就成为舆情事件中的“主角”。
《人民论坛》杂志曾作过一项调查显示,当前国内有7成官员患有“网络恐惧症”。其中怕得最厉害的是县处级干部,尤其是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。
专家分析指出,网络监督突破传统治理的地域疆界,官员的惯常治理随时随地有可能面临网民检验,由此产生的冲突让官员“手足无措”。
“没有网络的时候,有些地方的决策和有些干部的言行,大都严密控制在一个小圈子里,即便说错了话,办错了事,圈外人也不大知晓。所以,凡事愿意咋干就咋干,钱愿意咋花就咋花。但有了开放性的网络之后,情形就不一样了,仿佛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,任何一个网民,都有可能随时随地把某地某人的所作所为,捅到网上并顿时传遍四面八方。”
一些官员向记者坦言,现实中,不少干部在官场混了十几年、几十年,大江大河都混过去了,却因为遭遇某个网帖,而受到问责,甚至“翻船”,让人心里难免忐忑不安。
由于害怕网络揭丑,记者采访发现,我省有的地方和部门采取封堵等办法应付,设立专门的办公室,工作人员每天上网巡查,凡不是正面反映本地的事例都纳入向领导“汇报”之列,千方百计要求有关部门屏蔽,该删帖的都及时删除,让你“上不去”、“留不住”。殊不知,这种办法根本起不到封堵的作用,反而更易激起网民的不满情绪。
专家指出,随着我国进入“传媒社会”的新时代,舆论生态随之改变。网络是现实的影子。如今正处于社会转型期,矛盾复杂多发,很多事情一旦遇上网络这一“触媒”,“如同干柴遇上烈火”,一点就着,反应稍慢或处理不当,就可能演变为公共事件,更谈不上封堵。
走向善治是契机
“日记门”、“短信门”等一个个网络监督事件,显示民间网络反腐的力量。与此同时,人们清楚地看到,网络监督是一把双刃剑。一方面,网上不乏低俗之风,不少文章打着监督的旗号,进行诽谤谩骂和人身攻击,尤其是声势浩大的“人肉搜索”,容易导致铺天盖地的舆论暴力;另一方面,有的基层党政部门消极对待、反应滞后,有的被网络舆论牵制、惊惶失措,还有的则反应过敏、错上加错。
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,网络的主体是思想活跃却不无偏激的年轻人,如果这样的声音不能得到正确引导,可能会误导整个社会。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网络监督,不能简单地把网络监督等同于人民监督,将网上的声音等同于民众的声音,从而忽视沉默的大多数。
虚拟网络空间形成的“民间网络舆论场”,作为一个崭新的公共空间,已影响到社会现实。如何引导其从芜杂的状态走向良性健全发展,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代课题。
对网络监督,官员应该正视,而非恐惧。专家认为,网络民意,并不仅仅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。网民与政府之间,存在着大量可以共建却未共建与共治的领域。以公共治理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,有助于社会的互动与和谐,培养网民参与社会管理,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。网络时代带来的并不是“洪水猛兽”,更是走向善治的一个契机。
时事评论员傅达林认为,从某种角度看,官员对网络监督产生恐惧感是好事,说明这种监督起“药效”了,让官员们感到害怕和不适应,从而对官员勤政廉政以及转变治理观念和方法产生强烈的倒逼作用。如何让官员尽早走出网络恐惧症,关键还是吏治改革。在舆情应对、危机处理的实践中,让官员学会用对话化解对抗及时化解隔阂与误解,学会以非暴力手段平息群体性事件,学会在信息公开透明中提升应对公信力,学会利用网络寻求决策的可接受性,才能最终实现网络时代的官员素质转型。
一位县委书记还认为,对网络的恐惧感首先来源于官员为官的“不自信”。法治社会,只要秉公执法、心无杂念、廉政为民,“不做亏心事、不怕鬼敲门”,又何惧网络监督的“火眼金睛”?有人给你造谣,就必然有人会给你辟谣,毕竟网络对谁都是公平的。
全国政协委员施杰建议,应建立网络举报长效机制,包括降低网络举报的门槛,设立专门机构来收集、甄别和处理各种网民所反映出来的信息,设立专职网络发言人等。